纯文学期刊的生存状态好内容是永远的王牌
2019-10-09 16:46 来源:未知
纯文学期刊的生存状态好内容是永远的王牌
阳江日报

  2013年5月,《收获》杂志社再度捧回“上海市著名商标”大匾。这已是该杂志连续4届获此殊荣。颁奖人夸赞,他们以最少的人数,产生了最大的影响。

  获奖的背后,是这份纯文学杂志自1986年起自负盈亏运营至今的事实。在纯文学期刊的社会影响力与经济效益均日渐式微的当下,已算是个不大不小的奇迹。

  正是从这个意义上,可以说,《收获》的生存和发展轨迹已经折射出当前纯文学期刊生存的艰难,而它已经获得的附加值和影响力,也为其他文学期刊的发展提供了重要借鉴。

  听上去,不算多大考验。作为中国文学期刊的“金字招牌”之一,1957年由巴金和靳以创办的《收获》,是中国最早的文学刊物。文学圈内有一句话是,你在《收获》上发表3部小说,就意味着你已成为一名真正的作家。

  可与“著名商标”们相比,“《收获》的经济数据完全没法比,我们十几名员工,人家是十几万人的超大企业。我们获奖,主要还是因为品牌,因为杂志影响了几代人。”杂志社副社长王彪坦承。

  一直坚持纯文学立场的《收获》,以“口味严苛”来形容也不为过。自创刊以来的56年里,这里首发了莫言、贾平凹等成名作家的新作,也是余华、苏童、王安忆、马原等人从名不见经传到声名鹊起之处。也因此,这本面目朴素的杂志,被称为中国当代文学的简写本、文学领域的制高点。

  但如今并不是文学期刊的黄金时代。“就像潮水退去,留在沙滩上搁浅在那里。”《收获》执行主编程永新这样形容文学期刊的际遇。“文学边缘化与文化断层的存在,成为横亘在我们面前的严峻考验。”

  《收获》没有拨款。它是国内最早取消行政拨款、靠自己力量生存的文学期刊之一。巴金曾为这份倾注其半生心血的杂志题词,“把心交给读者”,希望《收获》由读者养活。有读者看,杂志就有生命力。

  《收获》也不登广告。上世纪80年代中期,对杂志社刊登广告的想法,巴金回复说,“不要靠广告,你们也可以活下去。”他不愿意让文学沾染商业,要保留这块思想文化的净土。

  “必须保持最好的小说都发在这里。”程永新说,“应该说我们运气比较好,经过几代人的努力,《收获》在人们心目中的位置一直都在。作家有重要的作品,首先会想到《收获》。”仅以今年为例,贾平凹的《带灯》、韩少功的《日夜书》、苏童的《黄雀记》等重头作品,通通发表在《收获》。

  凭借其高水准的作品,即便是在文学日渐式微的当下,《收获》仍维持了稳定的10万发行量。倚靠这个领跑全国的发行量,如今的《收获》一直顽强地自主生存着。

  在程永新看来,读者的认可,才是一本杂志最根本的生存之道。“在选稿的时候,一定要坚持高水平,高门槛,选真正有水平的作品,这样才能让刊物形成持续的影响力,为杂志培养一批固定的读者,支撑住杂志的生存。如今文学虽然小众,但喜欢文学的人还是有的。总之,还是要靠作品说话。”

  但绝大多数的纯文学期刊,却并没有《收获》那样的幸运,而是始终挣扎在生存边缘,八仙过海活下去。

  《上海文学》主编赵丽宏指出,在夹缝中艰难求生的文学期刊,面临着网络的冲击、数字阅读的兴起,还有娱乐方式的多样化,如果完全依靠自有力量,要活得有声有色,已经越来越不现实了。这也解释了如下事实:有的文学杂志在正刊之外出“李鬼”,收版面费生财;有的干脆转型刊登内容;有的黯然消失在人们的视野中。

  “目前一些老牌的纯文学期刊还选择在困难中坚守,也有些选择了转向,存活下来的大多数纯文学期刊也都是靠政府拨款勉强过活。”中国作家出版集团党委艾克拜尔·米吉提说。

  “没有一个国家像中国这样有那么多文学期刊,每个省、每个地级市,甚至一些县都有刊物。社会对文学的需求没有那么多。”程永新说,如今能做到5万册以上发行量的文学期刊,凤毛麟角。“做得好的,有一两万册的样子。很多就是几千份,一个广告也就几千块。有的靠企业赞助,有的背倚所在杂志社存活,有的每年国家拨款几十万,还是亏损。未来大批文学期刊,我认为还是会被淘汰。”

  要拨款,其实也没那么难。“一个省,没有纯文学杂志,脸面无光。而且,没有文学杂志,本地作家怎么培养?”王彪笑着解惑,“再说,对政府而言,养活一本文学期刊的花费,真的没多少。”言语中,这位常年跑发行的老出版人颇有羡慕之情,“在我看来就是一句话:按市场规律,没法生存。按中国规律,生活得还挺好!”

  如今,杂志社的十余人,使用的是由上海作家协会提供的几间办公室。上世纪90年代初,纸张价格猛涨,刊物又无法临时提价,亏损严重的《收获》分别向上海市作协和上海市文化基金会借了20多万元后勉强渡过难关,后来还上。

  更重要的支持发生在2011年。当年,上海市委宣传部设立稿酬专项资金,专门用于提高本地区文学刊物《收获》和《上海文学》的稿酬,每千字从原来的80元提到最高500元。“每年100万元全部用于作者稿酬,相关部门每月都会来审核,编辑部不会拿一分钱。”程永新说,这能帮助作者获得更加体面的稿费收入,也增强了期刊组稿竞争力。

  “要繁荣文学,就必须从政策法规等方面,最大限度地鼓励并保护文学原创,否则原创文学期刊的处境会很尴尬。”《北京文学》杂志社社长兼执行主编杨晓升认为,“保护原创文学杂志就是保护文学的根基。”

  事实上,文学期刊的困境,其实不是个新鲜话题。多年来,人们一直在讨论纯文学的生存危机,而纯文学正是文学期刊赖以存在的理由。文学期刊的濒危,其实只是纯文学“门庭冷落”的体现之一。

  “纯文学的生存空间向来就不大,先天注定它本身就不能像通俗文学、大众文学一样受到广泛关注。”上海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刘轶说,纯文学所担当的角色,只会是“站在没有太多人关注的、甚至是比较高的角度来客观冷静看待身边发生的一切。”

  上世纪80年代是文学的辉煌岁月,也是文学期刊的灿烂时光,《当代》、《收获》、《十月》都曾经是千千万万文学青年、文学少年的必备读物。“我们经历过文学的盛大节日,但现在我们也要面对文学边缘化的现状,这其实是个大趋势。”程永新说。

  而在刘轶看来,那段纯文学的狂欢季,未必是常态。“有特定的历史原因和社会文化背景。当时的纯文学在某种程度上替代了大众文学的文化身份。”

  如今,莫言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事实,帮助人们开始重新聚焦纯文学,也更为关注文学期刊的命运。在艰难地挺直腰杆活着的同时,也有些潜在的新危机,不容忽视。

  “喜欢《收获》的读者年龄都比较大。”程永新忧心忡忡地告诉记者,《收获》特别希望能吸引更多的年轻人,而不是成为一种特定人群的特定品味。“我们有很多努力,从内容到渠道上,重视微博宣传、支持淘宝销售、构思与豆瓣合作等。”

  杂志也曾刊发郭敬明、安妮宝贝等年轻作家的作品。尽管众说纷纭,程永新却认为,“《收获》的传统就是非常关注年轻作家。我们知道文学是需要通过不断地出新人、出新的作品来实现发展的。”

  但总的来说,在当前的社会环境下,一份自负盈亏的纯文学期刊的生存之路,本身就是充满纠结和挣扎的。“我们既要考虑文学的品位质量,还要考虑生存,不敢轻举妄动。”程永新说。

  事实上,《收获》也不可能有更多余力来冒险。尽管成本越来越高,每本15元的《收获》却多年未敢涨价,“怕影响销量。我们也尽可能每期多放字数,让内容丰富一些,一本有近40万字。”程永新说,“对未来的忧虑是存在的,但我们总坚信,好的内容还是人们所需要的。”

  艾克拜尔·米吉提也指出:“一些重要的纯文学期刊,既是文化名片,又凝聚了几代中国人的文化记忆;还有很多地方性纯文学期刊担负着丰富地方文化生活、培养地方优秀文化人才的重任。无论多么艰难,纯文学期刊也还是要坚持办刊初衷,一方面发表最好的作品,一方面培育新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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