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想在20世纪泰国的传播与影响
2019-12-09 18:19 来源:未知
思想在20世纪泰国的传播与影响
阳江日报

  〔摘要〕思想作为马克思主义理论宝库的思想财富和国际主义运动的重要理论源泉,在泰国20世纪马克思主义本土化的进程中传播广泛,影响深远。其传播过程大致可分为四个阶段:分别是1950年代泰国左翼知识界对文艺思想的引入与传播;1960年代泰国党对思想的全面引入与指导思想地位确立;1970年代泰共与左翼知识界对思想的城乡传播;1980至90年代后时期左翼话语的消解与新生代马克思主义者的当代崛起。当代泰国左翼和反资本主义运动的成长比较缓慢,但是当前泰国学术界和界已经出现了新一代的马克思主义左翼。

  〔作者简介〕杜洁(1972-),女,成都大学(成都学院)学院、四川省泰国研究中心教授,博士,美国新罕布什尔大学孔子学院中方院长,研究方向:马克思主义与当代经济社会发展、泰国与社会。

  20世纪马克思主义暹罗化(泰国马克思主义本土化或泰国主义运动)进程波澜壮阔,70年代是泰国“左派是如此强大”的时代〔1〕,泰国一度成为东南亚继越南之后的第二大左派人士活动区域,泰国党也一度成为继越南党之后的活跃于东南亚中南半岛的第二大主义政党组织。思想自20世纪40年代末被引入泰国之后,成为马克思主义暹罗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影响深远。思想于20世纪40、50年代初点燃了泰国左翼知识界“文艺为人生,文艺为人民”进步文动,并且在60年代初与马克思列宁主义一道被泰国党确立为指导思想。泰国党对外宣称是“用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武装起来的政党”〔2〕,并将思想誉为“泰国胜利的决定因素”〔3〕,认为只有将思想与“各国人民的实践相结合”,才能让受压迫受剥削的人民“得到线〕。

  思想在泰国的传播具体可分为四个重要阶段,分别是1950年代泰国左翼知识界对文艺思想的引入与传播,1960年代泰共对思想的全面引入与指导思想地位确立,1970年代泰共与左翼知识界对思想的城乡传播,1980至90年代后时期左翼话语的消解与新生代马克思主义者的当代崛起。

  二战后世界形成新的格局,即以美国为首的世界资本主义阵营与以苏联为首的世界社会主义阵营的对峙。这种冷战格局反映在意识形态上,泰国文学出现泾渭分明的两个营垒。当时泰国保皇派主办刊物《文学界》和《巴里查》,创立官方背景、代表统治阶级的团体——“文学俱乐部”,其作品多为封建的载道文学或唯美主义文学,观点与进步潮流格格不入。随着二战后科学社会主义思想的迅速传播,泰国工农阶级深受世界范围内民族、运动的鼓舞。“泰国工人阶级有了全国性的工会组织,仅1947年就发生173次,工人不但提出了经济要求,而且提出了改革、制订劳动法、惩办战犯等要求。农村在战争期间就有自发的抗日武装斗争,战后则发展成为反对地主、豪强的以土地为中心的斗争。”〔5〕泰国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在二战带来的浩劫中得到了历练和成长。泰国社会迫切需要一种崭新的先进意识形态,引领进步知识分子与劳动人民站在一起,反抗统治阶级的思想奴役,共同探寻泰国社会新的发展道路。20世纪40年代中后期至50年代堪称马克思主义暹罗化的理论高峰时期,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在当代泰国最成功的本土化时期。1945年至1947年和1955年至1958年两度废止新闻审查制度〔6〕,是马克思主义暹罗化理论高峰时期的两个黄金机遇期,尽管进步文学于1952年和1957年遭到当局两次血腥。

  思想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之下于20世纪40年代末被泰国左翼知识界引入泰国。这批左翼知识分子是泰国第一代马克思主义者,也被称为“主流马克思主义者”。文艺思想是当时泰国左翼知识界关注的重点,也是这个阶段泰国左翼人士对思想的认知重点。思想被引入的标志是1949年12月至1950年2月《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泰文版译稿在《文学信》(Aksonsan或Aksornsarn)月刊上的连载,译者是泰国“文艺为人生”诗歌奠基人阿沙尼·蓬占(Asani Ponlajan,笔名:乃丕,Nai Pii,意为“鬼先生”)。《文学信》是泰国40年代末50年代初传播马克思主义的权威先锋杂志,大量刊载马列主义、斯大林主义和思想的理论观点,被公认为泰国进步文学走向辉煌的起点〔7〕,撰稿多是泰国党人或党外同情人士〔8〕。泰国当代学者文耐·素赛曾这样评价《文学信》月刊连载发表的这篇泰文译稿:“鬼先生和后代作家最为重要的著述,都离不开《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的翻译这份工作。” 〔9〕此外,《诗词》(阿沙尼·蓬占译)与高尔基的《母亲》(集·普密萨Jit Pumisak译)、鲁迅的《阿Q正传》和诗歌《自嘲》(阿沙尼·蓬占译)等世界文学作品也被泰国主流马克思主义者们大量翻译引入泰国。

  《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的泰文版译介点燃了泰国20世纪50年代左翼知识界和文化界的进步思想火花,触发了泰国“文艺为人生,文艺为人民”进步文动的蓬勃兴起。以1950年泰国作家联合会的成立、乌栋·斯素瓦(Udom Sisuwan,曾任泰国党中央委员会委员、新闻出版局局长)和集·普密萨先后提出“文艺为人生”、“文艺为人民”主张为标志,泰国“文艺为人生,文艺为人民”进步文动正式拉开帷幕,左翼知识界自此走上社会舞台,马克思主义文学评论指导思想逐步在泰国左翼文学界得到确立。针对泰国新文学和新思想发展的需求,左翼知识界先后提出“艺术为人民,艺术为生活”的文学主张,提倡反映社会、服务人民的现实主义路径。作家联合会的重大贡献在于对泰国新文学发展时期若干重大问题的思索与解答,包括作家的任务和责任、文艺工作的目的、文艺与的关系等。泰国著名左翼作家乌栋·斯素瓦深受以《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为代表的国外马克思主义文艺的影响,在其代表作《从文学看社会、从社会看文学》中首度提出“文艺为人生”的主张,号召泰国当代作家通过文学创作向社会发出呼吁,争取人民大众的同情和支持,共同揭露现存社会的种种丑陋和黑暗,以文学作为争取社会公正与自由的武器,引导人民走向消灭剥削与压迫的社会方向。被誉为“泰国第一个马克思主义者”〔10〕的著名历史学家集·普密萨在其作品《文艺为人生,文艺为人民》中补充提出“文艺为人民”的口号,从理论上论述了文学的社会功能,从视角上确立了无产阶级的阶级立场。他们鲜明提出“文艺为人生,文艺为人民”口号,提倡写实主义的文学,主张文学应该反映现实社会,文学应该正视现实人生。作家联合会的“为人生,为人民”文学倡导者们认为,“作家不应该仅仅是观察家,而要亲身参加斗争”〔11〕。他们创办刊物,出版著述,翻译和介绍外国文学和理论著作,传播包括马克思主义在内的世界。他们潜心研究世界文学,整理泰国旧文学,创造现代新文学,推动本土的文学创作和思想革新。作家联合会这种现实主义文学主张,对泰国现代文学发展和当代社会走向影响深远。

  在文艺思想的影响下,泰国主流马克思主义者从无产阶级的利益出发关注社会民生,在思想意识和艺术形式上凸显先锋性和探索性,逐步形成左翼文学批评和马克思主义社会形态分析的理论自觉,在为自己的现代性追求正名的同时,也成功地消解了泰国封建王权、军人及其集权统治存在的合法性。他们坚信马克思主义思想在泰国的可能性,致力于实现马克思主义思想与泰民族文化的传统价值观的融合。他们以反帝反封建为主旨,不再把国家等同于官僚主义国家,而是将国家与人民相等同,表现出对当下社会问题与民众生存困境的强烈现实关照性和马克思主义人学视角特征,从而开启了泰国民族主义的新篇章。主流马克思主义者为马克思主义暹罗化奠定了科学的唯物史观基础以及的文艺观和阶级基础。集·普密萨在其著作《泰国封建主义的真面目》中,运用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研究方法,首次站在无产阶级的立场对泰国萨克迪纳封建社会进行批判,为泰国左翼知识界提供了崭新的历史视角。泰国20世纪50年代“为人生,为人民”进步文动立足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和方法,基于底层民众利益的精神诉求和先锋性、阶级性的艺术特征,系统地思索并解答了文艺工作的目的、文艺与人生的关系、文艺与的关系、作家和艺术家的责任等重大问题,以《萨克迪纳时期文学批评》和《文艺为人生,文艺为人民》为代表,从理论上论述了文学与艺术的社会功能,从视角上确立了无产阶级的阶级立场,标志着泰国左翼知识界的形成,彰显着泰国左翼知识界的价值旨归。这一时期主流马克思主义者在文艺理论上有重要建树,提出系列性的意见和主张。著名作家和翻译家古腊·柿巴立(Gularp Saipradit,笔名为西巫拉帕)认为“文学是现实生活的反映……是受历史制约的”,文艺评论家班宗·班知达信认为“文学艺术的源泉是人类的社会生活”,诗人阿沙尼·蓬占认为“社会生活决定了作家、艺术家的思想”,作家社尼·绍瓦蓬(Seni Saowapong)认为“文艺应为生活服务,是阶级斗争的一翼”〔12〕。在泰国“为人生,为人民”进步文动中,诞生了一大批优秀的本土文学作品,开辟了泰国文学史上的新,使泰国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第一次有了属于自己的文学和文学批判理论。代表作品包括社尼·绍瓦蓬的长篇小说《婉拉娅的爱》和《魔鬼》,古腊·柿巴立的《后会有期》和《向前看》,阿沙尼·蓬占的名诗《东北》,以及伊沙拉·阿曼达恭的《等到人人皆兄弟的时候》和《罪恶的善人》以及集·普密萨的《萨克迪纳时期文学批评》等。

  1958年沙立发动后实施军事统治,这场轰轰烈烈的文动在严酷下最终结束。自此,泰国进入了长达15年的文化思想黑暗时期(泰文名:Yuk Thamin;英文名:Dark Ages,1958-1973年),许多主流马克思主义者遭到监禁或杀害。集·普密萨、乌栋·斯素瓦、阿沙尼·蓬占、布栾·万纳舍(Pluang Wannasri,后来曾担任泰国党中央委员会委员)等部分左翼知识分子纷纷加入泰共参加。舶来和本土的进步作品遭到军政府的严厉封禁,只能在“经历长期极端”尘封中静候着下一个开明时期的到来,等待着被启封被“再现”〔13〕。

  泰国党正式成立于1942年,其前身为成立于1927年的暹罗主义青年团(即后来的暹罗党)。由于泰国当局长期实施《法案》,除1946至1952年短暂获得合法身份参与活动外〔14〕,泰国党长期存在和战斗在远离中心城市的农村地区〔15〕 〔16〕。泰国党是泰国历史最悠久的政党之一,也是泰国历史上首个凝聚如此广泛力量的政党,曾被美国学者E·撒迪尤斯·弗拉德(E. Thadeus Flood)评价为“泰国民族解放运动最具有思想体系的有组织力量”,是“经过考验的”“最成熟老练的泰国反对派”〔17〕。20世纪60年代,泰国党深受中国“外交”影响,在意识形态上奉行主义,在国内斗争策略上扎根农村发动人民战争,在国际社会主义阵营中苏交恶时期公开谴责苏联党的“修正主义”和“社会帝国主义”路线,争取到中国、老挝和柬埔寨等国家的援助,社会动员能力显著增强,武装力量迅速壮大。1961年,泰共“三大”秘密召开,确立主义的指导思想地位,提出在中国无产阶级经验基础上发动人民战争,走“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路线年代,泰国党在全党全军组织广泛学习的《为人民服务》、《纪念白求恩》、《愚公移山》等五篇文章,并将思想誉为“泰国胜利的决定因素”。1968年9月,中国泰文版《选集》全四卷出版发行。泰共中央委员会专门发表号召书,指出思想“把马克思列宁主义提高到一个崭新的阶段”,是“社会主义走向全世界胜利的时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一旦“为全世界人民所掌握,就会变成无穷无尽的物质力量,就能够消灭旧世界,创建起一个没有帝国主义、没有资本主义、没有剥削制度的新世界”,并号召全党全军和全体人民“更加广泛深入地活学活用思想,把思想同泰国实践相结合”。〔18〕

  泰国党在路线年“三大”上首次确立思想的指导思想地位,将马列主义和思想作为党的指导思想,泰国党正式迈入人民战争三角战略实施时期,一直持续到1978年达到泰国主义运动的鼎盛时期。1968年5月,泰共领导下的泰国爱国工人联合会发表公告,指出“泰国党是用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武装起来的政党,是真正代表泰国人民利益的,是完全彻底为人民的利益而斗争的政党”〔19〕。而在此之前的4月,泰国亚非人民团结委员会发表声明,强调指出思想是“当代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最高峰”,只有将其与“各国人民的实践相结合”才能让受压迫受剥削的人民“得到线月,泰共领导下的泰国爱国工人联合会发表公告,指出“思想是人民战胜敌人的强大思想武器”,是“当代最高水平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用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武装起来的泰国党所领导的泰国工人阶级”,要“学习和运用思想,指导和改造自己的世界观”〔21〕。

  泰国党在军事路线方面,奉行“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人民战争道路理论,奉行“服务人民、发动人民、依靠人民”的人民武装建军路线。泰国党坚持“的中心任务和最高形式是武装夺取政权,是战争解决问题”和“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人民武装建军思想与治军方略。1968年8月6日,泰国党通过“泰国人民之声”电台广播发表声明,指出泰国的途径“就是要用人民武装斗争的方式去夺取政权”,“如果离开了武装斗争,就没有人民的地位,就没有的胜利”〔22〕。《泰共建党二十四周年文告》也明确指出“只有敢于用的暴力坚决去战胜反的暴力,才能彻底解除人民的痛苦和拯救泰国”,才是泰国人民唯一正确的道路。〔23〕同年5月,泰共领导下的泰国爱国工人联合会曾发表公告,指出“离开了武装斗争,就没有无产阶级的地位,就没有人民的地位,就没有党的地位,就没有的胜利”的思想又一次在泰国武装斗争中得到证明〔24〕。1969年1月,泰共建立泰国人民解放军及其最高司令部,并通过“泰国人民之声”电台发表声明,鲜明提出泰国党将马列主义、思想同泰国实践相结合的路线——“走武装斗争的道路,实行动员农民群众,建立农村根据地,以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全国政权的路线〕。泰国党从最初武装斗争起就一直按照建军思想建立泰国人民军队。人民武装力量坚持“战争是群众的战争”思想,善于“分兵发动群众,集中应付敌人”,建立“武工队”和“武装宣传队”深入农村广泛开展宣传动员,通过“动员群众”和“依靠群众”推进人民战争。1969年1月4日,“泰国人民之声”电台发表泰国党社论文章,文章声明“泰国党领导下的按照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的理论建立起来的泰国人民解放军,是一支完全新型的人民军队,是为泰国最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和全民族利益而战斗的军队,是真正的人民子弟兵,是人民利益的真正保卫者。她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为拯救民族独立和人民而同美帝侵略者和他侬集团进行坚决的斗争。”〔26〕而在此之前的1968年8月6日,泰共也通过“泰国人民之声”电台向外界阐明泰国人民武装的根本属性和任务:“泰国党领导的泰国人民武装是一个执行的任务的武装集团,它除了打仗消灭敌人军事力量之外,还担负宣传群众、组织群众、武装群众、帮助群众建立政权等重大的任务。”〔27〕

  1973-1976年是泰国历史上著名的“试验”时期,1970年代也是马克思、列宁、原著英文译本在泰国首次面向大众发行的时期。1973年10月推翻他侬-巴博(Thanom-Praphat)军政府并开启三年“试验”时期,左翼进步力量积累了丰富的议会斗争和人动宝贵经验;1976年10月“法政大学大事件”〔28〕事实上创造了城市知识分子投奔泰共游击战斗的契机。由于1973年和1976年这两次“十月事件”,20世纪70年代成为泰国当代历史和进程的重要十年,既是泰国进程的里程碑,又是泰国当代知识精英立场的分水岭。由泰国大学生群体领导的“1973年十月事件”推翻了军事政府,开启了泰国史上前所未有的开明时期,随之而来的是民众社会意识和热情的高涨,思想与进步团体的空前活跃,泰共积极介入并成为引领方向的重要力量,学生和工农组织运动从最初聚焦于官僚、劳工问题、教育管理和物价等表象性问题逐步过渡到对美国干预、军队、资本主义等社会根源问题的,左翼知识分子思想论争也从最初关于马克思主义基本概念及其本土化问题升级到了关于泰国社会历史形态演变及其界定问题〔29〕,并由此出现了“前1973历史”(pre-1973 history)与“后1973意识形态”(post-1973 ideology)等诸多标志性概念。泰国主义运动实现了前所未有的力量大整合,泰国城市左翼知识分子群体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整体性地与泰共并肩斗争,泰国主义运动由此走向鼎盛时期,泰共一跃成为继越南党之后的第二大活跃于东南亚中南半岛的主义政党。

  泰国党根据泰国“试验”时期的新形势,迅速于1973年底召开中央委员会,重新调整战略,声明在继续坚持主义“建立农村根据地、开展武装斗争”路线的同时,大力拓展城市和农村地区的统一战线〕。在这段时期,泰共的斗争具有两个特点,一是泰共对领袖的思想传播,二是泰共路线月之后,泰国党更加注重马克思主义和思想的宣传,主要的方式是发行出版物和发放手册和宣传单。泰共创办或领导创办《亚洲杂志》(Asia)、《父国》杂志(泰语:Pituphum;英语:Fatherland)等进步刊物〔31〕, 向包括提拉育·汶密(时任爱国军事协调委员会秘书)(Thirayut Boonmi)和舍桑·巴社古(Seksan Prasertkun)等在内的领袖传播马克思主义和思想,“泰国党突然吸引了大量的年轻泰国人”〔32〕。提拉育·汶密受到泰共资深党员凡克纳·宋卡(Fak Na Songkla)的影响,很快熟谙马克思主义和思想,还将英文版书籍《中国走向社会主义之路》(The Chinese Path to Socialism)翻译成泰文,并在70年代的大学校园里广为流传。〔33〕提拉育·汶密还在泰共的领导下创办《团结战斗》杂志(Samakhi Surop)并担任主编,这本杂志在泰国国内和学生群体中流传广泛,甚至发行至海外。《亚洲杂志》是这个时期泰共非常重要的阵地,主要由泰员匿名撰稿。1975年1月,泰国党在《亚洲杂志》上发出发动武装斗争的号召:“只有拿起武器才能冲破桎梏,才能夺得政权”。《父国》在这个时期也发表了一系列传播思想的文章。〔34〕北京外文出版社的泰文版《的四篇哲学论文》、《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等作品也有较大的影响。1973-1975年期间,大概有数百本马克思主义和思想书籍在泰国出版,并在大中学生中广泛传阅。泰共对的影响体现在学生组织的话语左翼化趋势,以泰国全国学生总会(National Student Center of Thailand)为代表的学生组织对马列主义和思想兴趣愈浓,学生组织出版物频繁出现左翼话语,包括美帝国主义、资产阶级、封建主义者、军阀、剥削、武装斗争、文化等。

  美国著名东南亚问题学者本尼迪克特·安德森(Benedict Anderson)将泰国出版业的这段时期称作“选集的时代”。当时泰国大量出版了马克思主义经典著述选集和第三世界主义运动领袖人物传记等,包括斯图亚特·斯拉姆(Stuart R. Schram)的《传》、伯纳德·法尔(Bernard Fall)整理的《胡志明选集》等。〔35〕同时,这也是一个“英雄崇拜的时代”。1973-1975年期间,大概有数百本马克思主义和主义书籍在泰国出版,并在大中学生中广泛传阅。激进学生大多以独立审慎的态度阅读这些国外文献,尽管他们不能完全理解,也不会总是被说服,但是国外文献阅读给他们提供了批判他们所憎恶的这个社会的观念和言辞上的武器。激进学生意欲掀起一场文化。他们批判泰国传统的经典文学作品催生民众的“虚幻意识”,是“封建主义腐蚀被剥削大众的工具”〔36〕。泰国新生代知识分子崇拜当时第三世界国家主义运动领袖人物,他们往往以式纽扣、切·格瓦拉T恤、胡志明海报,以及美国摇滚音乐和乡村歌曲为身份表征。〔37〕

  1976年“法政大学大事件”爆发,泰国城市左翼进步知识分子的和平斗争遭遇重挫。1977年,泰国党通过“泰国人民之声”电台指出,这是给广大人民群众的“深刻的阶级教育课”,再次重申“只有走农村包围城市的武装斗争道路,才能真正解决国家和人民的问题”〔38〕 〔39〕。

  1976年10月“法政大学大事件”之后,上台的右翼政权平息了这场经济论争。政府列出两份清单,进步书籍再次遭到封禁。至1978年,泰国当局开始实行相对宽松的新闻出版审查制度,马列主义、思想等著述再次面世。然而,这个时期由于泰共与城市左翼知识分子在思想理论和斗争策略等方面出现严重分歧,以及泰国政府实施怀柔政策,城市左翼知识分子彻底与泰共决裂,包括思想在内的马克思主义在泰国的传播与影响自此转入低潮。90年代初期,国际形势从冷战格局和世界转向经济全球化和化,随着冷战的结束与泰共的不复存在,左翼激进主义的意识形态和话语体系逐步消解,取而代之的是“第三条道路”改良主义(Third Way Reformism)、自治主义(Autonomism)、后现代主义(Post-Modernism)、新自由主义(Neo-Liberalism)等。在意识形态方面,左翼思想及其话语被选择性地抛弃,“直接”、“参与”、“草根”等非左翼概念被大量采用;在掌握政权的路径方面,改革取代成为共识。〔40〕 〔41〕

  然而,思想对于当代泰国的影响并未停止。泰国新生代马克思主义学者的核心代表人物、泰国当代著名学专家、斗士介尔兹(Giles Ji Ungpakorn)就是一名马克思主义者。许多人称介尔兹为“泰国最后一名马克思主义者”,而介尔兹本人却称自己是“泰国新生代(马克思主义者)第一人”〔42〕,并公开宣告自己是一名社会主义者。介尔兹20世纪70年代留学英国时就是主义的信奉者。介尔兹曾于1977年加入英国托派社会主义组织(the Trotskyist International Socialists,后更名为社会主义工人党Socialist Worker Party)。介尔兹等人一直致力于回顾70年代以来泰国轨迹,力图将70年代左翼运动、1976年法政大学大事件等历史带给泰国普通民众,唤醒民众对这一历史的认知和反思。劳工协会读书俱乐部(Workers’ Democray Book Club)是劳工协会创办的出版社,自1998年以来出版了一些重要的马克思主义著作,包括泰文版《党宣言》的再版(1998年),以及首部泰文译版《资本论》(1999年),打破了泰国二十余年马克思主义著述销声匿迹的格局。〔43〕 1996年开始,介尔兹在朱拉隆功大学开设《马克思主义入门》(Introduction to Marxism)课程,用泰语编写马克思主义手册与书籍。2003年,介尔兹担任主编,结集出版了一本汇集一批马克思主义学者和激进主义学者的优秀作品——《激进化的泰国:崭新的视角》,对泰国激进主义运动进行了系统的历史梳理与理性评析。2007年,介尔兹出版著作《富人的:泰国危机》,采用马克思主义阶级分析方法揭示泰国社会冲突的本质,并倡导工农阶级要组建自己的政党,而不是将阶级领导权交由他人并沦为统治阶级内斗的工具。2009年2月9日,介尔兹撰写了《红色暹罗宣言》(Red Siam Manifesto),强调了政党组织、思想武装、人民领导的重要性。此外,介尔兹还以其公共知识分子的身份,通过书籍出版、Facebook等自媒体、Uglytruth?Thailand网站等途径和平台,传播自己的思想,并先后组建过泰国托派组织劳工协会(Workers Democracy Group)、以“反帝国主义、反新自由主义”为宗旨的人盟党(Peoples Coalition Party),以及 “向左转”(Turn Left)马克思主义组织,并具有较强的社会影响力和思想号召力。

  思想不仅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在理论层面的第一次历史性飞跃,不仅是中国党和中国人民在新主义和社会主义中获得的宝贵精神财富,不仅是中国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科学指南,也是世界马克思主义理论思想宝库中的宝贵财富,是国际主义运动重要的思想和理论源泉,更是第三世界国家人民争取民族独立与自由解放的精神启迪。在马列主义、思想引领泰国人民不断取得胜利的同时,泰国党内部曾盛行把思想教条化、把中国经验神圣化的错误倾向,严重忽略了思想“实事求是”这一伟大精髓,造成对泰国形势和路线的误判。泰国马克思主义者忽略的关键一点是,思想是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是解决中国问题的马克思主义。思想堪称马克思主义暹罗化的重要思想源泉,可供泰国马克思主义者以此为鉴并创造性地发展与运用马克思主义,来解答泰国现实社会的系列问题,但绝不能被照搬作为马克思主义暹罗化的唯一实践路径。

  1970年代末时有人曾经指出,如果泰国党在20年内不能取得胜利,那么泰国的资本主义会得到发展,泰共将永远错失胜利的机遇〔44〕。泰国党的确错失了走向胜利的黄金机遇期,主要原因在于泰内没有坚强有力的组织领导集体和兼理论家和家于一身的伟人领袖,缺乏无产阶级政党在理论学说和实践方面的领导力和感召力。阮格·维德(Yuangrat Wedel)在分析泰国20世纪70年代激进主义时曾指出“思想比政党更具号召力”这一现实状况,并且认为泰共失败的一个重要原因在于其威权领导模式与弱势领袖个体之间的落差:“一方面,泰共占据了必须无条件服从的领导地位;另一方面,泰共并未产生出一位类似列宁或这样能将政党权威人格化的魅力型领袖。泰共由中央委员会掌控,其领导者中难觅出类拔萃、深具魅力之人。”〔45〕泰国党并未像其他一些国家的无产阶级政党那样,在马克思主义本土化的过程中形成符合实际、具有泰国作风和泰国气派的泰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成果和思想体系,并与马克思列宁主义一起作为党的指导思想;也没有涌现出该国集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与家于一身的权威型无产阶级伟人,如和中国党的思想、法拉本多·马蒂和古巴党的法拉本多·马蒂思想、胡志明和越南党的胡志明思想;在政党意识形态、战略战术方面也没有任何重大建树〔46〕。美国亚洲研究协会副主任、威斯康星大学麦迪逊分校历史学泰裔教授彤差·温尼差卡(Thongchai Winichakul)指出,西方在泰国的本土化本身是具有选择性的,一个重要的因素就是权威性,即引入这些思想的人和方式。〔47〕此外,在泰共以外的泰国左翼精英人群中,50年代的代表性人物马克思主义学者集·普密萨(加入泰共后于1966年被政府边境巡警枪杀)和70年代的社会主义理论专家与斗争领袖、泰国社会党(the Socialist Party of Thailand)的核心创建者和首任总布萨隆·卜育亚那(Boonsanong Punyodyana,于1976年被右翼势力蓄意暗杀)均遭遇意外身外,断绝了泰国兼理论家和家于一身的伟人领袖由泰外产生的可能性,尤其是布萨隆·卜育亚那的死亡被认为是“对他们(泰国进步力量)和泰国进程的标志性打击”〔48〕。但是,正如介尔兹所言:“泰国左翼和反资本主义运动的成长虽然缓慢,但重要的是,无论在日常的斗争还是学术界,泰国现在已经出现了新一代的马克思主义左翼派,他们规模虽小,但是其存在不可小觑。” 〔49〕

  〔1〕〔32〕〔美〕戴维·K.怀亚特.泰国史〔M〕.郭继光译.上海:东方出版中心,2009.271,271.

  〔2〕〔19〕〔21〕〔24〕泰国爱国工人联合会号召工人阶级积极参加武装斗争,美泰派,建立人民新泰国,把思想与泰国具体实践相结合就能取得最后胜利〔N〕.人民日报,1968-05-11(5).

  〔3〕〔18〕思想同泰国具体实践相结合是泰国取得胜利的决定因素,泰共中央为泰文《选集》一至四卷出版发表号召书,号召党员、干部、人民深入地活学活用思想,让思想光辉普照大地〔N〕.人民日报,1968-09-18(4).

  〔4〕泰国亚非人民团结委员会谴责南罗殖民当局的法西斯暴行,必须用武装反对反武装〔N〕.人民日报,1968-04-19(6).

  〔7〕〔泰〕文耐·素塞.苏帕·丝丽玛浓与文学信出版社——泰国进步文学走向辉煌的起点〔J〕.暹罗国周刊,1994-06-04:45-46.

  〔9〕〔泰〕雅妮(YANI SINLAPAKHONG).泰国知识分子对鲁迅形象的评价〔D〕.青岛:中国海洋大学,2012:9.

  〔14〕1946年,泰国政府为争取苏联同意其加入联合国组织,废止《法案》,使泰国党获得合法身份。1952年,銮披汶政府颁布《法案》(Anti-Communist Activities Act),泰国党失去合法身份,开始了长期的地下。

  〔20〕泰国亚非人民团结委员会谴责南罗殖民当局的法西斯暴行必须用武装反对反武装〔N〕.人民日报,1968-04-19(6).

  〔22〕泰国爱国阵线常驻国外代表介绍泰国武装斗争的辉煌战绩,泰国人民武装斗争的烽火越烧越旺,“泰国人民之声”号召人民在泰共领导下,加强武装斗争战胜美泰派,夺取全国政权〔N〕.人民日报,1968-08-10(5).

  〔23〕紧密配合人民武装斗争有力打击美泰统治泰国农民展开斗争反对派强占土地〔N〕.人民日报,1968-09-21(6).

  〔26〕“泰国人民之声”欢呼泰国人民解放军成立,泰共领导下的人民武装斗争又一光辉胜利,极大地鼓舞了泰国人民的斗志,动摇了美泰派的统治〔N〕.人民日报,1969-01-08(5).

  〔27〕思想同实际斗争相结合无往不胜,泰国人民武装三年来战绩辉煌,歼灭敌人两千四百多,打落打伤敌机多架,帮助群众建立政权〔N〕.人民日报,1968-08-07(6).

  〔28〕“法政大学大事件”指1976年10月6日,大约1万名左右泰国左翼进步学生聚集在地处曼谷的国立法政大学,集会前者他侬·吉滴卡宗(Thanom Kittikachorn)回到泰国,遭到泰方、警方和右翼势力血腥,也别称为“十月六日流血事件”。“法政大学大事件”发生后,泰国1973-1976年的短暂开明时期戛然而止,进入了极端威权主义时期。

  〔39〕“泰国人民之声”电台广播文章,赞扬人民武装斗争半年来的新胜利〔N〕.人民日报,1977-04-21(5).